教宗本篤十六世二零零九年元旦世界和平日文告

（梵蒂岡電臺華語部譯）

克服貧窮，締造和平

1. 在這新年開始之際，我願意再次向每個人祝賀平安，同時以我這份文告邀請各位反省這個主題：克服貧窮，締造和平。我可敬的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一九九三年的世界和平日文告中便指出：諸多國家民族的貧窮將對和平造成的不良影響。的確，貧窮經常是引發衝突、甚至武裝衝突的因素之一，而且使之惡化，而這些衝突又助長貧窮的悲哀局勢。若望保祿二世寫說：“另一個對和平的嚴重威脅因此產生…而且總變得更嚴重：今天，許多人，甚至整個國家人民，都生活在極端貧窮的狀況中。貧富不均變得更明顯，即便在經濟最發達的一些國家中，也是如此。既然許多人的處境冒犯了他們與生俱來的尊嚴，危害了世界團體真正與和諧的進步，因此，這是觸及人類良心的問題”。[1]

2. 在這種狀況下要克服貧窮，就得仔細考慮到全球化的複雜現象。從方法論觀點看，這樣的考慮已經是很重要，因爲它建議採用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對貧窮諸多方面所做的研究成果。然而，全球化也應該具有精神和道德上的意義，它敦促我們從每個人都參與天主唯一計劃的角度來看窮人，這個計劃就是：人類的聖召乃是建立唯一的大家庭，在這個家庭中，所有的人，包括個人、民族和國家，都根據友愛與負責任的原則來規範他們的行爲。

在這樣的觀點下，就需要對貧窮有著廣泛和明晰的認識。如果貧窮只限于物質方面，那麽幫助我們根據量的資料來衡量貧窮現象的社會科學，該當能夠揭示貧窮的主要特徵。然而我們都知道，貧窮也有屬於非物質方面的，它不直接和自動來自物質的匱乏。比方説，在富裕和進步的社會中也存在著被排除在外，人際關係、倫理道德和精神上都貧窮的現象：這就是内在迷失方向的人，他們即使經濟寬裕，仍然生活在不同形式的困境中。在此，我一則想到那所謂的《道德落後》[2]，再則想到《超級發展》[3]不良後果所造成的困境。此外，我沒有忘記在所謂的《貧窮》社會中，經濟成長經常受到文化阻礙的約制，這些阻礙不允許適當利用資源。無論如何，任何外力造成的貧窮形式，探本究源都是因爲對人的超然尊嚴缺乏尊重。當我們不從人的整個聖召使命來看，不尊重真正《人類生態》[4]的要求，連帶就會引發導致貧窮的邪惡力量，這在某些環境中可以明顯看出。對這點我願意在此稍作談論。

貧窮與道德的關連

3. 人口增長經常被視爲與貧窮有關，而且是造成貧窮的内在因素。因此，目前國際上正在推動減少生育的宣傳，其方法甚至不尊重婦女尊嚴，也不尊重夫妻責任選擇子女人數的權利[5]，更嚴重的是經常也不尊重人的生命權利。以反貧窮之名屠殺數百萬胎兒，這事實上就是剷除人類中的最貧窮者。此外，尚存的事實就是：在一九八一年，全球人口中生活在絕對貧窮中的約佔百分之四十，今天，這個比例大致已經減半，這些脫離貧窮的人民的特徵是他們的人口大幅度地增長。這個資料顯示，即使人口增加，解決貧窮問題的資源仍然應該有。我們不能忘記，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地球人口增加了四十億，他們大都屬於最近出現在國際舞臺上的新經濟強國，這些國家之所以快速發展，正得力于居民的衆多。此外，在這些有重大發展的國家中，還是那些人口生育率較高的國家擁有更多的發展潛力。換句話說，人口正在證明它是一種財富，而不是貧窮的因素。

4. 另一個叫人擔憂的領域是傳染病，例如瘧疾、肺結核和愛滋病。這些疾病對人民生産業的打擊使國家一般狀況的惡化加劇。阻止這些傳染病對人民造成惡果的嘗試，不一定都獲得相當的成就。此外，遭某些傳染病打擊的國家，爲了面對困境，還得要忍受提供經濟援助的國家的勒索，實行一些違反生命的政策。至於愛滋病，它是貧窮的悲哀原因，這類病毒的擴散與道德問題相關，如果不先面對道德問題，則打擊這個傳染病尤其困難。首先必須推行的宣傳是教育青年要有完全符合人性尊嚴的性觀念；所採取的相關行動已經有顯著的成效，愛滋病的傳染事實上已經降低。此外，也得讓貧窮國家的人民享用必要的醫藥品和治療；要做到這點，必須堅決推動醫學研究和更新治療方法，以及在必要的情況下，對國際智產權保護法規採行彈性的措施，以保證每個人都能享有基本的醫療照顧。

5. 對抗貧窮計劃要注意的、而且與道德有内在關係的第三個領域，就是兒童的貧窮。當貧窮打擊一個家庭時，最脆弱的受害者是兒童：今天，生活在絕對貧窮的人民中，幾乎一半是兒童。從兒童的立場來看貧窮，首先應該做的是照顧母親，為兒童提供教育，讓他們接種疫苗，獲得醫療照顧，有飲用水可喝，維護環境，尤其必須努力維護家庭和它内部關係的穩定。當家庭變得脆弱，兒童必然受害。在婦女和母親的尊嚴沒有受到保護的地方，主要的受害者乃是子女。

6. 第四個領域，從倫理道德方面看尤其應該受到注意的，就是裁軍和發展之間既存的關係。當今全球軍費開銷的程度令人關切。一如我曾經強調過的，《花費在軍費和武備上的巨大人力物力資源，事實上就是從人民、尤其是從最貧窮和最需要幫助者的發展計劃中攫取的。這違反聯合國憲章所揭示的，因爲憲章要求國際團體，特別是要求個別國家，“用全球耗費在軍備上極小一部分的人力和經濟資源，來推動建立並維持國際間的和平與安全”（憲章26）》[6]。

這種局勢不但不利、而且嚴重阻礙國際團體實現重大的發展目標。此外，軍費的增加有加劇武裝競賽的危險，進而造成落後和失望的包袱，使之荒謬地成爲不穩定、緊張和衝突的因素。正如我可敬的前人保祿六世明智肯定的，《發展乃是和平的新名詞》[7]。爲此， 各國都應該嚴肅反省導致衝突戰亂的根本原因，這些動亂經常是由不公道所引發的，進而以勇敢的自我批評來採取措施。如果彼此的關係得以改善，則武裝費用該當可以減少。那些節省下來的資源將可以用在人民和最貧苦最有需要者的發展計劃上：這種慷慨大方的做法乃是在人類大家庭内部締造和平的努力。

7. 第五個與克服物質貧窮有關的領域是當前的糧食危機，這個危機使人類基本需要的滿足發生危險。這危險的關鍵不在於食物的短缺，而在於獲得食物的困難以及投機現象。所以，問題出在缺乏一個足以面對緊急狀況的政治和經濟體制結構。營養不良能夠造成人民 心理物理上的嚴重傷害，使很多人喪失脫離貧窮狀況的能力，除非有特殊的幫助。這助長了不平等的鴻溝，導致足以變成暴力的反彈。最近幾十年來，貧窮進展的資料顯示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毫無疑問地，一方面是技術的演進，這種演進所帶來的利益都集中在高所得階層人士中；另一方面是工業產品價格的動態，這類產品價格的增長遠比貧窮國家的農業產品和它們擁有的原料價格快得多。就這樣，那些最貧窮國家的大部分人民嚐受著雙重的排斥，一方面所得最低，另一方面物價最高。

克服貧窮與全球性的關懷

8. 締造和平的康莊大道之一，就是使全球化以人類大家庭的利益為依歸 [8]。然而，爲了管理全球化，需要在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之間，以及在個別國家内部，即使是富裕國家，具備強烈的全球性關懷意識 [9]。世界需要一個《共同的倫理道德法典》[10]，其中的條文不能只具備公約性質，更應該根植在造物主銘刻在人良心内的自然法律中（參見羅2,14-15）。我們每個人的良心深處難道沒有聽到要為公益與社會和平貢獻一己之力的呼籲嗎？全球化運動已經剷除了一些藩籬，但這不意味著不會再豎起一些新的藩籬。全球化固然使各國各民族彼此接近，但時空的接近並不會自動創造真正共融與真實和平的條件。地球上窮人邊緣化的現象，只有當每個人都親自感受到被世界現存的不正義和與之相關的人權遭到侵犯的傷害時，才能在全球化進程中找到補救之道。教會既是《人和天主密切契合以及整個人類團結一致的標記和工具》[11]，所以它將繼續為克服世間的不正義和不了解做出貢獻， 以便建立一個更和平、更團結的世界。

9. 今天，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上正進行著一些具有積極意義的經濟整合進程，這種進程有助於改善一般的狀況；然而，也有某些反方向的進程在分裂諸多民族，把他們推到邊緣，成了導致戰爭和衝突的危險前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那幾十年，財物與服務業方面的國際貿易成長極爲快速，顯出史無前例的活力。全球貿易中的大部分都與工業化歷史悠久的國家有關，遂後又出現許多躋身顯要地位的新興國家。但也有其他低所得的國家在貿易交流上仍然處在邊緣地帶。最近幾十年來它們的成長因爲原料價格的快速滑落而受到不良的影響，而原料幾乎佔它們出口的全部。這些大部分屬於非洲的國家，對原料出口的依賴乃是一大危險。在此我願意再次呼籲，希望各國都有加入世界貿易的相同可能性，免於遭到排斥或邊緣化。

10. 對金融業我們也可以作相似的反省，由於電子的發展和不同國家間貨幣自由流通的政策，金融業已經觸及到全球化現象最重要中的一面。客觀上，金融業最重要的功能，也就是長期支持投資與發展的可能性，今天已經顯出它的空前脆弱：它受到國家性和全球性金融交易制度不良的反彈，這種交易以極短期的邏輯為基礎，所追求的是金融活動價值的增加，它專注以技術來處理不同形式的冒險。最近的危機也顯示金融活動受到純粹自我中心這種邏輯的誘導，從未考慮到長遠的公益。全球金融從業人士把目標鎖定在極短暫的時效上，減少了金融本身擔任現今與未來之間的橋梁，以支持長期創造生産和工作新機會的功能。像這種被限制在短期和極短期時效内運作的金融活動，對衆人都成爲危險之物，而對那些即使能從金融狂飆中取利的人來説，也是如此[12]。

11. 從上面所談的得知，欲對抗貧窮就需要經濟和法律層面上的合作，使國際團體、尤其使貧窮國家找到解決問題的一致方案，並加以推行，藉以爲經濟制定一個有效的法理環境，好面對上述的種種問題。此外，也需要鼓勵創設有效和各界都參與的體制結構，協助剷除犯罪行爲，推動法制的文化。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某些明顯的救濟政策成了協助貧窮國家行動失敗的原因。當前應該推動的中程和遠程計劃似乎應該是投資在人的培育以及全面發展創業的觀念上。如果經濟活動爲了本身的發展需要有利的條件，這並不意味著可以不關注收入的問題。雖然我們也曾合理地強調個人所得的增加不能成爲政治經濟行動的絕對目標，但也不能忘記所得的增加乃是達致消除飢餓、克服貧窮這個目標的重要工具。從這個觀點看，必須打消幻想，以爲純粹重新分配現有財富的政策足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事實上，在現代經濟中，財富的價值取決於為現在和將來創造收益。爲此，創造價值乃是不可逃避的約束，如果要有效並持久地對抗物質上的貧窮，就必須注意到這點。

12. 最後，把窮人放在第一位，這就表示從事國際市場業務的人士必須具有相當的正確經濟邏輯，而國際組織機構人士也應該具備同樣的正確政治邏輯，讓大家都有參與的正確觀念，足以發揮地方和國際民間社會的功能。今天，國際組織本身也承認民間社會或地方政府，在推動救助那些經常處在極貧困狀況中的人，使他們容入社會中的工作方面，所能發揮的珍貴和優越功能，而這些珍貴和優越的功能又是官方協助難以實現的。二十世紀的經濟發展史告訴我們，良好的發展政策都是托付給人的責任心，以及在市場、民間社會和國家之間所營造的積極性合作來推行的，而民間社會在發展進程中尤其扮演著關鍵性角色，因爲基本上，發展乃是一種文化現象，而文化又都是在民間場合中誕生並發展出來的[13]。

13. 我可敬的前任若望保祿二世曾說：全球化“展現出明顯的矛盾特徵”[14]，因此需要以謹慎的智慧來管理。這種明智的管理首先應該注意到地球上窮人的需要，進而克服貧窮問題和解決問題所提供的措施之間，存在的不成比例的可恥現象。 這種現象既出於文化和政治因素，也出於精神和道德因素。事實上，解決貧窮問題之道經常只著眼在表面和技術上的原因，沒有進入深植在人心中如吝嗇和視野狹隘的問題。在處理發展、援助和國際合作這些問題時，有時沒有真正注意到人的問題，只把那些事務當作技術問題來看待，只想到結構的安排處理，稅率協定的擬訂以及無名資金的支撥。然而，對抗貧窮卻需要很多男男女女，他們深深活在友愛中，有能力陪伴個人、家庭和團體走向人性的真正發展。

結論

14. 若望保祿二世在他《第一百週年》通諭中曾提醒人：必須“放棄把窮人，包括個人和民族，視爲包袱和令人厭煩者的觀念，以爲他們妄圖消耗別人所生産的東西”。教宗寫說：“窮人要求分享物質財物、使他們的工作能力結出果實的權利，以便締造一個更公正、為每個人更繁榮的世界”[15]。今天的世界越來越清楚地顯示，只有當每個人合理成長的可能性都獲得保障時，才能建設和平。事實上，那些不公正的體系制度早晚會出問題。只有愚蠢才會引人在是荒漠和落後環繞中建造一座金屋。全球化本身並沒有能力締造和平，在很多情況下甚至製造分裂和衝突。全球化更好說是指出一種需要，即朝向更深入的、以每個人和衆人的益處為目標的彼此關懷。從這方面看，全球化應該被視爲推行反貧窮、讓那些至今仍然難於想象的資源為正義與和平服務的良好機會。

15. 教會的社會訓導一向關心窮人。在《新事》通諭頒佈的那個時代， 窮人大都是新興工業社會中的工人；此後，在庇護十一世、庇護十二世、若望二十三世、保祿六世乃至若望保祿二世任内，由於社會問題越來越大，因此又有擴散到全球的新貧窮出現[16]。對這種全球性社會問題不但要注意到數量的增加，也要注意到人和人類家庭質量的惡化。爲此，教會在關注目前全球化現象以及全球化對人類貧窮的影響之際，也從橫廣和縱深兩方面指出社會問題的新面貌，因爲這都牽涉到人的真相和人與天主的關係。這些都是社會訓導的原則，目的在指出貧窮與全球化的關係，進而引導行動朝著締造和平的方向前行。這些原則中，在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優先愛窮人》[17]，這個原則的根據是愛德為先，這也是從初期教會至今整個基督信仰傳統所作的見證（參見宗4,32-36;格前16,1;格後8-9;迦2,10）。

良十三世教宗在一八九一年寫說：《每個人要善盡自己的本分，而且不遲疑》，他又說：“至於教會，它決不會以任何方式忽略它的行動”[18]。這樣的意識今天也伴隨著教會服務窮人的行動，教會在窮人身上看到基督[19]，它心中不斷繚繞著和平之王對宗徒的吩咐：《你們給他們吃的吧！》（路9,13）。因此，基督信徒團體既忠於他的主的邀請，必然全力支持整個人類家庭推展有創意的關懷，不但慷慨分贈多餘的，而且也將努力改變《生活的風格，生産和消費的方式，以及今日那統治社會已根深蒂固的權力結構》[20]。在這新年開始之際，我由衷邀請每位基督信徒和善心人士，按照具體可能，慷慨濟助窮人的需要。事實上，《克服貧窮就是締造和平》，這乃是無可置疑的公理。

二零零八年十 二月八日 發自梵蒂岡

本篤十六世

[1] 世界和平日文告，1.

[2] 保祿六世《人類發展》通諭19。

[3] 若望保祿二世《社會事物關懷》通諭28。

[4] 若望保祿二世《第一百周年》通諭38。

[5] 參見保祿六世《人類發展》通諭37；若望保祿二世《社會事務關懷》通諭25。

[6] 本篤十六世為聖座正義與和平委員會舉辦《裁軍，發展與和平。全面裁軍的展望》國際研討會，致雷納托·馬蒂諾樞機主教函，2008年4月10日：《羅馬觀察報》，2008年4月13日第八頁。

[7] 《人類發展》通諭87。

[8] 參見若望保祿二世《第一百年》通諭58。

[9] 參見若望保祿二世2002年4月27日向意大利天主教勞工協會講詞4；若望保祿二世的訓導，XXV,1(2002),637。

[10] 若望保祿二世向聖座社會科學院全體大會講詞4，2001年4月27日：若望保祿二世的訓導XXIV,1(2001),802。

[11]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教會憲章》1。

[12] 參見聖座正義與和平委員會《教會社會訓導綱要》,368。

[13] 同上,356。

[14] 接見工會及大社團領導人士講詞,2000年5月2日3：若望保祿二世訓導, XXIII,<2000>,726。

[15] 見通諭N.28。

[16] 參閲保祿六世《人類進步》通諭.3。

[17] 若望保祿二世《社會事物的關懷》通諭,42；參見同一教宗《第一百週年》通諭,57。

[18] 《新事》通諭45。

[19] 參見若望保祿二世《第一百週年》通諭,58。

[20] 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