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舊好－聖若望‧保祿二世談科學與信仰

澳門教區李斌生主教提供英文稿:

https://www.pdcnet.org/jis/content/jis_2005_0017_0001_0173_0183

作者：邁克‧謝溫（Michael Sherwin）道明會士；譯者：林豪

尼古拉‧哥白尼（Nicholas Copernicus）在其著作《De revolutionibus天體運行論》的序言中，大肆讚美天文學，並在他的頌詞中說道：

「當一個人專注於所觀察的事物，而且這些事物是藉由神聖的管理所引導著，並以極為精確細緻的秩序所建立時，繼而對這所有的一切不斷地默觀，以及對這一切帶有特定的認知，難道不會激勵他去追求至高無上的善，並對宇宙萬物的創造者產生敬畏之情嗎？因為如果我們不是藉由這種方式所引導，來默觀至高無上的善，那麼虔誠的聖詠作者（92:5），豈不是徒然聲稱：『上主，祢既以祢的化工使我喜悅，我就因祢雙手的一切工程歡樂』嗎？」[1]

上述內容揭示了，儘管哥白尼所提出的模型，將會在科學與文化上引發革命，但是這樣的學說似乎並未對哥白尼本身的信仰，造成任何重大的衝擊；由此可見，在哥白尼內心所秉持的科學與信仰是和諧共存的；因此這樣的和諧共存，是存在於這位波蘭人，並且是克拉科夫大學（University of Krakow）的畢業生的內心（因為哥白尼正是兼具兩種身份：他是一位來自波蘭，又是克拉科夫大學的畢業生）。

如果我們理解波蘭民族對尼古拉‧哥白尼的深切影響與其教育背景，那麼我們就能夠更深入地理解，另一位來自克拉科夫大學的波蘭畢業生：卡洛‧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之後成為教宗）的工作；聖若望‧保祿二世對於科學的教導核心，使我們更能夠理解為試圖在整個教會與全世界，恢復科學與信仰之間的和諧，而這種和諧亦存在於尼古拉‧哥白尼的心中；這種和諧同樣存在於哥白尼偉大的得意門生伽利略‧伽利萊（Galileo Galilee.）的心中。

著名歷史學家喬治‧米諾瓦（Georges Minois）在論及伽利略被譴責的事件時，他的論述代表了許多人的觀點，他認為這個事件好似「降福」了科學與教會之間的「重大離異」[2]。如果我們承認以婚姻作為比喻是恰當的，那麼我們也能夠這樣說，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工作是在試圖調和這對舊伴侶；聖若望‧保祿二世堅定地宣稱，天主教的見解是，如果科學和信仰能夠和諧地共存於哥白尼與伽利略的心中，此一想法應該也能夠在所有科學家的心中共存；因此，科學與信仰之間並不需要任何有任何離異，創造宇宙的天主也是啟示與救贖的天主；為此，聖若望‧保祿二世的計畫可稱為類似於婚姻輔導。

首先，聖若望‧保祿二世尋求更確切地理解這段關係破裂的原因：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為什麼會走到這樣的地步呢？

其次，他藉由呼籲科學家與神學家共同努力，建立科學與宗教之間的新合一（他所稱的「關係合一」）來啟動更深層的和解。

第三，基於這種新合一，他呼籲科學家與神學家應攜手合作，促進真正的文化（即謂之為全面性的人類文化）的形成。這幾乎是他在所有關於科學與宗教著作中所追求的計畫，他希望要分析破裂的原因，並為朝向新的合一而努力，進而共同推動真正的文化。

一、   分析破裂的原因

在1979年，聖若望‧保祿二世在其教宗任期的開始之際，對教廷科學院的首次演講中，引用了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一段話說道：

「我們無法不對基督徒本身所持有的某些態度而表示遺憾，這種態度並不關注科學合法的自主性，這樣的緊張與衝突來源，使許多人獲得一個結論，即認為信仰與科學是相互對立的。」[3]

教宗解釋道，大公會議的神長們提到了伽利略的案例（正如大公會議文本上的註解，所明確指出的），然後他繼續說道：

「為了能夠超越大公會議所採取的立場，我希望神學家、學者及歷史學家們都能夠在真誠合作的精神下，更深入地研究伽利略的案例，並在誠實地承認任何方面錯誤的同時，消除這個事件在許多人心中仍然存在的障礙，以促進科學與信仰、教會與世界之間富有成果的和諧；我全力支持這項工作，這將能夠尊重信仰與科學的真理，並為未來彼此之間的合作開啟大門。」[4]

聖若望‧保祿二世實現了自己的承諾，於1981年7月，教宗成立了一個研究委員會，專門研究伽利略的案例；這個由科學家、歷史學家和神學家組成的委員會工作了十多年，並於1992年完成了其研究工作。

在這一切過程中，聖若望‧保祿二世的明確目標，是為教會與科學界對此案例提供更深入的理解；希望這項研究所獲得的知識，能幫助這兩個團體從中學到一些重要的教訓，即有關於科學與信仰之間的正確關係；委員會的基本結論是，這一道裂痕的產生，是因為早期的科學方法，沒有人（無論是科學家或是神學家）著手探討其數據與理論之間的關係，以及能夠充分清晰地理解，其數據和理論與其更大的哲學和神學框架之間的關係。

這種缺乏清晰地理解給每個人都帶來了困擾，例如，伽利略的觀察到底證明了些什麼：一般認為他的觀察推翻了托勒密系統（Ptolemaic system），但是他究竟以什麼方式驗證了哥白尼的系統（Copernican system）呢？日心說（Heliocentrism）解釋了當時所能運用的天文數據；但是丹麥天文學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的地心系統（geocentric system）同樣也是如此（該系統仍然將地球置於宇宙的中心，太陽繞著地球運行，但是現在對行星的看法，不再將其視為繞著地球運行，而是繞著太陽運行）。因此，這是一個問題涉及到未能充分清晰地理解：理論、數據及其與更大哲學框架之間關係的問題，因此應負起造成困擾的責任，幾乎是對等地落在所有關係方身上。

但是仍有第二個困擾的來源，其責任則完全來自於教會；參與伽利略案件研究的神學家未能理解，在聖經描述創造宇宙的物理結構時，所傳達出來非字面上的深刻意義，因此使他們不當地將事實觀察的問題，轉換到信仰的領域。[5]

藉助於奧思定與阿奎納所理解的深刻道理，而在天主教改革時期的神學家卻失去了視野，他們未能認識到，在聖經中，聖神並不是教導我們「天體如何運行，而是如何到達天國。」對此稍後會再詳細說明；然而，在我們進入下一個主題之前，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聖若望‧保祿二世在他的著作中，對伽利略表現出真正的關懷，教宗經常提到伽利略，並經常讚揚他，特別是伽利略在聖經詮釋方面所展現的洞察力。

實際上，教宗在一次演講中，幾乎將伽利略視為自己聖經詮釋的神學指導，並大量引用伽利略的論點。我們閱讀這些段落時，令人有一種感覺，教宗身為一位波蘭愛國者，正在有意識地糾正一個過去的錯誤，這是對哥白尼最偉大的弟子伽利略所造成的誤解；然而要糾正這個錯誤，只瞭解到所犯的錯誤是不夠的，並且必須建立一種新的和諧。

二、   努力實現新的合一

在科學與宗教信仰之間建立新的合一過程中，面臨著若干的障礙；首先，有些人認為科學與信仰之間無法建立任何有效的關係（無論是在個人心中，或是在教會與科學團體等機構之間）；這一些人認為，科學與信仰根本就是對立的，在雙方的辯論中都可以找到秉持這種觀點的支持者；不難發現到有一些人因宗教的原因，而拒絕接受科學，而也有另一些人則因科學原因，而拒絕信仰的基本信條。

科學家經常會拒絕信仰，因為他們常常面臨與可觀察的自然世界數據，明顯地與宗教的主張相互矛盾（我指的是，那些聲稱地球只有一萬年歷史的聖經直譯主義者，或是否認在地球生命出現的過程中，會有任何形式進化情形發生的人們。）面對這些情況，許多科學界的人士所獲得結論是，認為科學屬於理性的領域，而信仰則在於攻擊理性，因此其本質上是相互對立的。

相反地，有許多真誠的宗教信仰者（無論是基督徒、穆斯林或是猶太人）經常會完全或部分地拒絕科學，因為他們經常遇到一些科學家，會攻擊他們信仰中最深層的信條：他們遇到的科學家聲稱物質現實是唯一存在的，而這個世界不是經由天主所被創造的，並且沒有所謂不死不滅的靈魂，因為他們意識到萬物只是物理及化學作用過程的產物；此外，這同一批科學家經常從他們的前提中，獲得邏輯性的結論，並且認為罪惡根本不存在，而唯一存在的價值，或是無價值的，僅是存在於其功能層面，並因此提出了質疑：這些觀念是否有用，或者這些觀念是否令人感到愉悅。

這兩個極端，對我們所有人而言應該都是非常的熟悉，因為在美國的經驗中，這兩種極端是科學與宗教之間公共論述，所經常發生的爭論點，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的爭論點；其中一個代表性的極端通常是所謂的創造論，這種觀點將聖經的啟示絕對化了，宣稱聖經是所有真理的來源，甚至是科學的真理；而另一個極端則是科學主義，他們將科學的定量研究方法絕對化了，並提出一個非常不科學的主張，亦即只有可量化（例如：物質或可測量）的存在。

我們回到前述的婚姻類比，這兩個極端或許最好能夠理解為，一對年輕戀人經常會陷入錯誤的迷失；那些生活在不健康關係中的人們，經常試著將彼此的個性融合在一起；因此，這不可避免地會導致了想要支配對方，而其中一方的個性及合法的獨立自主性，就會被納入到另一方，這對雙方來說都是極大的不幸。

聖若望‧保祿二世清楚地意識到了這種動態：無論是科學或是信仰，無論是在個人的思想中或是在機構的思想中，都能夠試圖藉由宣稱自己是真理的唯一來源，而來將其思想絕對化；然而，教宗解釋道，經驗告訴教會，這不應該是維持良好關係的方式。為了促進科學與信仰的福祉，並使之正常運作，必須承認並尊重各自領域內的合法自主權，只有這樣，他們之間才能建立起合一健康的關係，聖若望‧保祿二世對此作了以下的解釋：

「我們所尋求的合一……並不是一致性；教會並不建議科學應該成為宗教，或宗教應該成為科學；相反地，合一總是以其元素的多樣性與完整性為前提，並且其中每一個成員之間，都應該增加動態的交流，而不是減少，因為以一種將其中一個元素簡化為另一個元素的合一，這是具破壞性的，對和諧所做出的承諾是虛假的，並且會損害其組成元素的完整性；我們是要求成為一體，而並不是被要求成為對方。」[6]

聖若望‧保祿二世後來具體解釋到，他所闡述的多樣性中的合一，意指：

「宗教與科學必須保留各自的自主性與獨特性，而且宗教並不是建立在科學之上，科學也不是宗教的延伸；各自一方都應該擁有自己的原則、程序模式、解釋的多樣性及自己的結論……雖然彼此能夠，並且應該作為共同人類文化，所呈現出的不同面向來支持對方，然而任何一方都不應假設為是另一方的必要前提。」[7]

此一模型是有兩個自主的知識領域，理性藉由科學方法來獲得的知識，並且其源頭來自於啟示的知識，然而科學與信仰都有其接觸點：各自都照亮了事實的某個方面；科學從水平的向度來觀察世界與人類，亦即藉由物理與化學程序，以及可量化的物質層面；在另一方面，宗教信仰則考慮垂直的向度：人類的超性起源、尊嚴及終向等層面；亦即人類與天主之間的關係的這個層面。

許多人在聽到科學應該有自主性的時候，會感到不安；這讓他們聯想到「魔法師的學徒」，那個失控的自主科學，會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但是教宗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小心地區分出，將科學方法應用在持續地發現真理（這正是聖若望‧保祿二世所指的科學），以及伴隨科學研究的哲學假設與結論，並且這些則是屬於哲學的範疇。

聖若望‧保祿二世則相信，如果科學忠於其方法（如果科學真切地致力於追求知識），那麼科學對信仰不會構成威脅，也不會危及到人類社會的整體福祉；然而，教宗非常清楚，科學家們不只是在進行研究，他們還試圖尋求將自己的發現，作為融合入更廣闊的世界觀，在這些努力中，他們藉助於教宗所稱的「超越科學的概念（metascientific concepts）。」[8]

無論科學家們是否意識到，他們經常地進行哲學反思，因此進入了某些人所稱的「自然哲學（the philosophy of nature）」的領域；聖若望‧保祿二世承認，科學家這樣做是正確又合理的，如同其他人一樣，身為人類渴望理解他們所發現的真理，對自己及更大社群生活的意義；然而，聖若望‧保祿二世解釋道：

「一旦科學家進入這個層次，教會將會與他們展開對話。」事實上，教宗所說的內容不僅於此，教宗聲稱：「一旦科學家進入哲學思考的層次，他們就需要與宗教信仰進行對話，為什麼呢？因為經常會有人做出「不當地推斷」，將他們「嚴謹的科學發現」與數據無關的意識形態，或世界觀聯繫起來，而這些意識形態或世界觀，對於人類的尊嚴與聖召造成傷害[9]（例如，當科學家將自己的研究納入還原論者（reductionist）與唯物主義者（materialist）的世界觀時），在這種情況下，教會則會保留以信仰真理與哲學工具，來反駁這些錯誤結論的權利。」

學家在探索知識的過程中是自主的；然而，當他們進入哲學反思的層次──亦即對人類超性的起源與終向提出絕對主張的層次──在這個層次上，他們就不是自主的了。聖若望‧保祿二世認為，在這個層次上，科學家應該具備兩項義務：

• 他們必須與更大的團體，包括教會(以及所有宗教)對話，以發展他們對其研究的哲學反思；
• 他們必須承認他們和所有人都具有一項超性聖召：他們有一項聖召去認識及熱愛這個世界的超性真理。

聖若望‧保祿二世認為，如果科學家要跳脫科學研究的領域，從事哲學的反思，他們就必須謹慎地將他們的研究成果，納入承認人類超性聖召的哲學架構中。

顯然在這一點上，讓其他人開始擔心，如果有些人對於科學能夠被描述為「自主的」，因這樣的觀念而感到困擾，而其他人則由於宗教權威，對他們哲學方面探究提出批評，深感前景不佳；如果這就是聖若望‧保祿二世所謂的彼此關係合一，那麼他們就不願參與其中；然而，聖若望‧保祿二世反駁說：「宗教批的判角色並不是要妨礙科學研究，實際上反而能夠更完善及保護科學研究。」

當聖若望‧保祿二世主張科學家的哲學研究，必須承認人類的超性尊嚴，亦即每個人都有認識真理及選擇真理的聖召時，依照聖若望‧保祿二世的看法，他是在捍衛科學理論成立的可能條件。只有當你相信真理的存在，並且相信真理能夠被瞭解及自由地接受時，科學理論才有可能成立；換言之，如果有人否認真理，那麼科學界就無法抵抗社會篡奪科學的力量。

這就是聖若望‧保祿二世所有思想的核心：沒有對真理的認知，就沒有自由；除非人們瞭解到，有某種存在物超越這個世界及這個世界的結構，否則人們就不再是自由的；除非有某種存在物能夠作為判斷這個世界的結構，否則這樣的結構就會開始奴役我們；因為沒有真理，我們就會受制於而且無法抵抗這個世界的力量。

因此，當科學研究陷入對人類價值的錯誤觀點時，科學就會被奴役；當人類僅被視為在物質層面的一種可以被操控的物件時，或是當實用性被視成為唯一的好處時，那麼渴望毫無阻礙地將科學研究作為追求知識的方式，這樣的想法就會開始逐漸地消失，取而代之的會是，被現代的偶像與意識形態所奴役的科學。在這種腐化的影響下，對知識的追求與人類社會福祉的奉獻，將不可避免地讓位給對利益及權力的追求；在這樣過程中，科學家本身的尊嚴也就此淪喪：他們會驚訝地發現到，自己越來越相似於，只是一個生產產品及製造軍火的工具。

因此，教宗呼籲科學界必須承認，科學與宗教之間的對話及關係的合一，對雙方都有好處；他在寫給開創梵蒂岡天文台台長的信中，對此一理念之解釋值得被詳細引述。

科學能夠淨化宗教中的錯誤與迷信；宗教則能夠淨化科學中的偶像崇拜及絕對錯誤，兩者都能夠將對方帶入一個更廣闊的世界，而且是一個兩者都能蓬勃發展的世界。

因為其事實的真相是，教會與科學界將不可避免地彼此互動，他們的選項中並不包括彼此孤立，基督徒無可避免地會吸收這世上的主流觀念，而現今這些觀念深切地受到科學的影響；其中唯一的問題是，他們是否會以此作為批判，或是不加反省的方式；是否會以具有深度與觀察入微的方式，或是以一種膚淺的方式來貶低福音，或是讓我們在歷史面前蒙羞的方式而為之。

科學家就如同所有的人一樣，想要決定什麼才是他們生命與工作的終極意義與價值，他們能夠藉由神學智慧來幫助他們達到深度的反思，或是以未經深思熟慮的方式將其絕對化，並將他們超越合理及適當限度的研究成果，來決定其結果是有用的，或是毫無益處的。

教會與科學界都面臨著這項無法逃避的抉擇，如果我們生活在一種相互合作的互動中，而藉由這種互動，我們不斷地被召喚要成就更多，那麼我們的抉擇將會是更有助益的；唯有藉由神學與科學之間的動態關係，才能揭示那些支持任何一門學科之完整性的極限，使神學不會自稱為：「偽科學」，而科學也不會變成：「無意識的神學」。藉由對彼此的認識，能夠引導我們成為更真實的自己，沒有任何人能夠在閱讀前一個世紀的歷史時，不意識到危機正向我們兩者襲來；對科學的運用已經不只一次被證明為具有極大的破壞性，而對宗教的反思也經常是徒勞無功的，我們需要彼此成為自己必須成為的那樣，並且成為我們被召喚成為的那樣。[10]

因此，總結而言，聖若望‧保祿二世所闡述的是，藉由建立與活出這種關係上的合一，將會使科學與信仰都會彼此受惠；在消極方面而言：這樣能夠幫助對方避免將自己絕對化，而成為真理的唯一來源；在正向方面而言：他們可以幫助彼此更深入地瞭解與自己有關的真理，此外，他們也能夠幫助彼此維護各自合法的自由與獨立性。

在此順帶一提，聖若望‧保祿二世非常認真地看待神學需要科學的觀念，並且教宗堅稱，科學的數據與方法將有助於神學更深入地探究信仰的奧秘，他還特別指出，事實──信仰的真理──要比任何神學要能夠作更充分解釋，並且要來得豐富得多；因此，正如在阿奎納那個時代充斥著在文化的科學，從中發現到能夠光照他的信仰之元素，現今的我們也是一樣；聖若望‧保祿二世說道，我們所需要的是一位嶄新的聖多瑪斯‧阿奎納，對我們這個時代的科學，從事聖多瑪斯對亞里斯多德所做的事一樣。[11]

三、   真正文化的推廣

在1980年，聖若望‧保祿二世在巴黎的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總部發表了演說[12]，在教宗的演講中表示，自己感到如同聖保祿在阿勒約帕哥（Areopagus）的情況一樣：當時聖保祿是對藝術與科學的領袖們發言；然而，教宗的演講似乎也在某種程度上，效仿了聖保祿的榜樣，正如聖保祿在開始演講時，所說的一些聽眾想聽的話，教宗開始演講時也讚美科學與藝術界為人類所做的一切貢獻；然而，如同聖保祿一樣，教宗也說了一些對他們而言不容易接受的內容。

教宗提醒這些領袖們，科學也瞭解什麼是罪，並且科學有時會被意識形態所奴役，導致其朝向敵對的一方發展：例如，是在破壞環境，而不是保護環境；是在奪取生命，而不是珍惜生命；是在追求更多，而不是變得更多。

可悲的是，科學時常被引導去摧毀人類共同目標的統一感，換言之，有時科學成為了文化分裂的工具；然而，科學也能夠成就截然不同的情況，亦即科學能夠在社會的核心，成為推動真正人類文化統一及整體成長的動力。

因此，聖若望‧保祿二世呼籲科學家們重新掌握他們的研究，並確保這些研究不致被用來摧毀或貶低人類生命；聖若望‧保祿二世解釋說，要能確保這一點的方法，就是要推廣對人類的真實概念。科學家應該要參與必要的哲學反思及文化領導，以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灌輸對人類超然尊嚴的理解：我們是為了超越這個世界的真理而被創造的，雖然我們是由物質所構成的，但是也是由精神所構成的；科學家必須關心更廣闊的文化價值，這是科學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事實上，科學家及人類一般都是賴此而存在；因此作為真理的發現者，身為科學家有責任確保他們所發現的真理，必須以不摧毀人類尊嚴的方式而被運用。

聖若望‧保祿二世邀請科學家與教會一同合作，推動並確保真正文化核心的兩大自由：宗教自由（追求宗教真理的自由）及科學自由（探索物質世界真正知識的自由）；誠然，教會及其領導者並不總是充分認知這兩種自由的價值，然而，在現代歷史的嚴峻考驗下，教會瞭解到認識與捍衛這兩種自由的重要性。由於意識到這一點，聖若望‧保祿二世邀請科學家與神學家從過去的經驗中學習，以便我們能夠共同努力，為開創更美好的未來而奮鬥。

最終，這兩種自由只有在肯定真理存在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成立；科學必須為年輕人提供，以人類生命為目的之一致性的觀點文化，否則科學將無法植根於此一文化中，除非我們成功地與孩子分享真理的存在，並且鼓勵我們一同去發現它，否則我們自己的存在將變得岌岌可危。

然而，聖若望‧保祿二世卻對此一信念充滿信心；身為一位藉由聖傳而培育出來，且具有信德的基督徒，教宗認識到我們所追求的真理具有其隱藏的力量，而且科學與信仰能夠共同促進真正的文化，因為歸根究柢，兩者都追求的真理是「誰」，而不是「什麼」。科學與信仰之間的關係能夠是動態且健康的，因為真理本身就是一種動態關係，事實上，對基督徒而言，真理的根基本身就是天主聖三愛的共同體。

本文原刊於1996年7、8月《Catholic Dossier》（第 1 卷，第 2 號）。

關於作者：

邁克‧謝溫（Michael Sherwin）為道明會士

助理教授

道明會哲學與神學學院

加州柏克萊研究生神學聯盟（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 of Berkeley, CA）

電子郵件: [email protected]

謝溫神父是聖大亞爾伯（St. Albert the Great）神學及科學論壇的創始成員及前任協調者。他擁有聖母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基督宗教倫理學博士學位。

[1] 尼古拉‧哥白尼, 《On The Revolutions天體運行論》, edited by Jerzy Dobrzycki,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Edward Rose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7.

[2] 喬治‧米諾瓦, L’Eglise et la Science: Histoire d’un malentendu, De saint Augustin a Galilee (Paris: Fayard, 1990), 9.

[3] 現代世界教會教牧憲章Gaudium et Spes, n 36.

[4] 聖若望‧保祿二世, “Address to the 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 November 10, 1979; Origins, CNS documentary service v. 9, n. 24 (November 29, 1979), 391.

[5] 珀帕爾樞機（Cardinal Poupard）, “Galileo: Report on Papal Commission Findings,” Origins , v. 22, n. 22 (November 12, 1992), 375. 對於珀帕爾樞機是否在提報委員會的調查結果，或是表達他自己對委員會工作的反思，產生了一些混淆。

[6] 聖若望‧保祿二世, “Letter to the Reverend George V. Coyne, S.J., Director of the Vatican Observatory,” in Origins v. 18, n. 23 (November 17, 1988), 377.

[7] Ibid.

[8] 聖若望‧保祿二世, “Lessons of the Galileo Case,” address to the 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 October 31, 1992; in Origins, v. 22, n. 22 (November 12, 1992), 371.

[9] Ibid.

[10] 聖若望‧保祿二世, “Letter to Reverend George V. Coyne, S.J.”, Origins, 378.

[11] Ibid., 377-378.

[12] 聖若望‧保祿二世, “The World as an Environment for Humanity,” Origins, v. 10, n. 4 (June 12, 1980), 58-64.